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加强肃贪，长子胡海峰领导的国营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卷入非洲纳米比亚（Namibia）一宗贪污案，纳米比亚政府有意向胡海峰问话。

据《法新社》周三引述调查人员披露，去年胡海峰在任时，威视公司与纳米比亚政府签署一份5530万美元的安检扫描机合同，货款则以2007年胡锦涛访问该国时批出的一笔低息贷款来支付。今年三、四月间，该合同首期定金1280万美元被发现流入一个据称是同方威视顾问公司的户口，并且被威视公司驻当地代表杨帆以及该顾问公司另外两名注册人大量提取。调查人员称，杨帆交代由他提出的折合两百一十万美金多数投入了一个投资基金。另外两名纳米比亚籍被告则称提款用于购买名贵车辆、房产和田地。

美国《华尔街时报》周三引述纳国反贪委员会负责人说："假如这些钱被送给了政府官员以得到合同的话案件便涉及贪污。"而《纽约时报》引述调查案件的纳国检察官称，此前曾往北京对胡海峰进行询问，但他只是作为证人，并非嫌疑人。

当局已将杨藩等3人拘捕，怀疑3人涉及贪污，诺厄表示会查问胡海峰，但强调现阶段胡海峰并非疑犯，只视作潜在证人。

纳米比亚推迟开庭

纳米比亚推迟开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掌舵的清华同方子公司威视海外涉贪案件继续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各方对事件有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威视公司在非洲纳米比亚涉嫌贪污行贿诈骗案件，原定本周三在纳国开庭。据《法新社》报道，被告律师以需要时间准备另一个关于申请调查期间资产和银行户口解冻的听证会为由，申请庭审延期，法庭周三宣布将审讯延迟至下周二及周三两天。

由于相关案件报道以及网络消息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被禁，因而有猜测指，此次审案推迟也是中共政府在发挥影响力。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说："纳米比亚推迟审判，当然这都有中国起的作用，这种属于重大的事情是他们首要工作，当然要把事件抹平，而且千万不能涉及胡公子。中国面对这样的问题面不改色，对外抹平，对内坚决不承认，其它的一些说法随着时间也就过去了。"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郑宇硕分析案件不会究责胡海峰更不会牵扯胡锦涛，但必然令中共当局国内肃贪的可信度再打折扣。"就算有这么一个案件，也不会实质牵扯到胡锦涛或他的家庭成员，总是会有公司行政人员承担责任嘛！只是家庭成员涉嫌有贪污行为当然影响到中国领导层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领导层所说任何打击贪污的计划公信力是比较低的， 一般人都相信只要属于相当高层，党不会动你；就算动你也不是因为贪污而是一种政治斗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外电披露欧盟正以涉嫌倾销对同方威视进行调查。《华尔街时报》周三引述欧盟委员会称，这一调查三月开始，由同业竞争对手英国公司smiths detection 提起质疑，称同方威视明显在以低价倾销这些扫描仪器。

在海外发展同样迅速的同方威视公司，在零七年就曾被南非的《邮卫报》质疑，为了赢得当地一个价值约26亿元人民币扫描合约涉嫌行贿国会议员。而该报报道指该公司在菲律宾，也卷入类似的贪污行贿漩涡。

有网上评论认为，此次纳米比亚案件披露出胡锦涛出访时批出的对外贷款被用来购买其儿子公司的产品，这种操作有套取国库、洗钱的嫌疑。高瑜说即使果真如此，习惯大陆社会现状的民众也不会有太大的震惊。"他这种运作方法现在海外有的就说属于洗钱。现在也都知道腐败无所不在，本来这个就是靠着腐败作为润滑剂运作的政权，这一点只不过是有了又一个具体的例子罢了。"

在此之前，威视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早就受到质疑是与利用家族影响力有关。该公司零六年底拿下了奥运安保在大陆１４７个机场港口安装液态透视扫描仪的数十亿元合约而遭到外界的质疑，尽管当时中国民航总局称："获得合约由于威视的产品比同行优胜。不存在政治原因。"但这种结论如何得出，政府招标采购程序有是否合乎规定等疑问最终没有答案，连合同内容都从未向公众公布。

深圳的评论人士朱建国认为，向下规定官员亲属不准经商的同时，国家领导人却不受约束的做法实难以服众。"规定是有的，但到了最高层反而好像就没有限制了，有点法不上大夫了。国外不一定有这种规定，但作为中国特色，因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败程度太严重了，在这种特定时期，国家领导人应该做出牺牲，为了排除负面作用，应该禁止孩子、夫人、直系亲属参与任何商业活动，更不能在其中充当关键人物、领导人物了。但恰恰这一点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做到。"

朱学渊评胡海峰纳米比亚洗钱……

据说这是一桩‘贿赂大案’，买卖双方是胡锦涛儿子的‘同方威视’和纳米比亚政府，如果那真是‘贿赂’的话，二千二百四十万美元的贿金就应该落入纳国贪官手中。然而，钱是中国政府的贷款，货是同方威视的产品，玩空手道的纳米比亚小黑子就能有这样好的便宜可占？而这笔‘贿金’竟高达生意额的百分之四十，不是为了‘中国的苏哈托’，中国的财金主管谁愿意承担这样高的政治风险？

记得当年印尼总统苏哈托也不事必躬亲，多数是‘儿贪’‘孙贪’‘九族同贪’。早就听说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是巨富，万万没有想到政治辅导员老子念念不忘‘洗脑’，儿子却精于‘洗钱’，洗的还是父亲(表面上)最同情的‘弱势群体’挣来的血汗钱。这回同方威视西窗事发在非洲纳米比亚，也象陈水扁家洗钱洗到了瑞士苏黎世银行。人云中国人贪，陈水扁说国民党贪，胡锦涛说陈良宇贪，我不敢说国民党和陈良宇不是贼，但如今有事实可以证明胡锦涛和陈水扁也是贼，不过台湾可以法办陈水扁，共产党又能不能法办这个伪善的大贼胡锦涛呢？

附：

1. 王震之子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公司市值七千零一十四亿元；

2.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中国网通创办人，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元；

3. 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一千六百四十四亿元；

4.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是威视公司总裁，该公司市值八百三十八亿；

5.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主席，公司市值四百七十六亿元；

6.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北京Unihub总裁，公司市值四百三十三亿；

7.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电力董事长，公司市值一百七十六亿元；

（现已从政，任山西省副省长）

8. 孔元之子孔丹，中信国际金融董事长，公司市值九十九亿元。

9. 李鹏之女李小琳，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公司市值八十二亿元；

10. 王军之子，王震之孙：王京京，中科环保副主席，公司市值七点七亿元；

另外，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三亿多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撰文〈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两百二十人，其中，有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

　　《广州日报》报道，汪洋表示，广东省干部的主流是廉洁奉公的，绝不能造成“一人害病，全省吃药”，“绝不能因为查处腐败案件，就分散我们抓落实、促发展的注意力”。

　　汪洋表示，今年以来，中央查处陈绍基、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再一次表明了中共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是衷心拥护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广东省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廉洁奉公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不能造成“一人害病，全省吃药”的情况。

　　汪洋说：“我们要倍加珍惜、维护和促进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绝不能因为查处腐败案件，就分散我们抓落实、促发展的注意力，影响我省改革发展的进程。”

　　黄华华也表示，又称“我们广东处理得很好，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打击腐败”，并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要搞得人人自危，不要搞得人心惶惶，该怎么抓，实事求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不等于全部干部都出了问题”。

　　黄华华当时在回顾上半年的形势时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今年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省作为外贸大省首当其冲，二是社会矛盾突出，“包括陈绍基、许宗衡的案子，可谓天灾人祸，但广东挺过来了，这么多的事情，有些地方可能很长时间喘不过气来”。

　　就在当天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五次全体会议上，陈绍基、许宗衡及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前厅长刘友君的省委委员职务被撤销。

政治家是最善于利用所谓危机反败为胜的，所以很多政客其实也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幕后大导演，他们可以先“人为”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从而“师出有名”，壮大自己势力，同时打击政敌。透过现象看本质，从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在掌权前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从而彻底掌握了兵符，为取代华国锋奠定了基础），到1989年六四之前的4月22日和23日在西安和长沙分别发生的所谓“打砸抢骚乱”事件导致定性的四·二六社论出台(使李朋在与赵之阳的权斗中占得上风)，在十八大人事布局前夕，紧跟江系上海帮的广东本土政商势力被作为团派势力攻城略地、敲山震虎的突破口，从广东籍的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经侦局长郑少东、广东“政法王”陈绍基、黄丽满提拔的深圳市长许宗衡一一被拿下，团派通过中纪委副书记何勇高举反腐大旗打击上海帮等政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团派的汪洋大有成为“新粤王”之势，江势力节节败退，民间甚至屡屡传出上海帮大将周永康被双规、年迈恋栈的江则民在湖南火车“人为”对撞中被重伤的传闻，似乎已经树倒猢狲散，团派已经稳操胜券，今后只要与太子党势力进行权力分赃即可。

然而，狗急也会跳墙，如何扭转不利局面、稳定原派系内的全国官员军心就成了上海帮的当务之急（也是原广东本土官员派系反击钦//差大臣汪洋的需要），要力挽狂澜的唯一途径只有利用偶然发生的特大事件或者人为制造特大事件了，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传统中国，只要抓紧军警的大部分兵权，就能确保自己的红旗和江山不倒。而最近广东韶关的维汉工人冲突，延烧到今日的新疆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群众暴动（因为尚缺有力证据，记者现在还无法证实维汉冲突是某些政客幕后导演的），偶然发生也好，人为操纵故意引发的也好，恰恰为江系上海帮反扑创造了一个反扑良机。

势力渐微的江系上海帮最怕国内外平安无事、最怕经济挂帅取代政治挂帅，那样会让武装力量重要性降低，减少自己在政治局里的话语权，因此所谓“国内外敌对分子”的老调重弹是上海帮所乐见的，这也算唇齿相依的辩证法了。而新疆暴动看似之发生在乌鲁木齐，其实牵一发动全身，因为军警必然要在维吾尔族人口聚集的例如伊犁、喀什等地加强布防力量，以便防止第二波暴动和缉拿在逃的暴动骨干力量，公安部门就不必说了，整个兰州军区和附近几个省武警部队的布防必然都会做出调整，只要兵马一调度，周永康和江系在军中的代表人物重要性大增，立马重振旗鼓，让人马士气大振。如果该事件越闹越大，那自然会追究到事件源头广东韶关的领导责任，雄心勃勃的政治局委员、团派大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自然脱不了干系，他在十八大后迈进政治局常委的仕途之路徒增艰险，这也是江系这次反击团派的战果之一。

 新疆暴乱后续事件如何发展，是否会改变目前中国政坛的权力布局，我们将拭目以待。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者按：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录入中文版。

　　鲍朴译。

　　我 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 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 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 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 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 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 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 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 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 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 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 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 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 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 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 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 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 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 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 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 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 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 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 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 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 ——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 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 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以往的网络上，网民暴得大名多少是有些原因的，多少是现实世界中可以找到逻辑解释的行为，诸如最早的竹影青瞳、芙蓉姐姐，以后的天仙妹妹或者任何做出出格事情而触动了社会神经的人。无原因成名，目前大概只有被“喊回家吃饭”的贾君鹏了。

据《新京报》报道，那是在7月16日10点59分在百度“魔兽贴吧”中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以接近爆炸的方式迅速蹿红。短短两天时间，百度贴吧上的跟帖已经超过24万，目前每一秒钟就有数千跟帖刷新这一数字。

各路专家并不能解读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这根本就说不通嘛，无论是传播学还是社会学，这都是说不通的一件无厘头事件。《新京报》跟踪了此事，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寂寞。魔兽世界是著名的网络游戏，现在更换了服务商，但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迟迟拿不下来的审批也让这个游戏的无数玩家很寂寞。个人觉得这个说法颇为靠谱，但只能说明一个事件的起因，对背后的原因与以后意义的延展，并不具备说明意义。

大致上“被喊回家吃饭”的重点在那个“喊”字上，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一种呼唤，在这里是呼唤一个为人子者回家吃饭，引申的意思就是呼喊一些东西赶紧回来。在魔兽世界的玩家看来，这是隐隐约约的呼唤游戏赶紧回来，与“打酱油”一样，是一种隐晦表达的意思。

网络世界的语义进化速度超过了现实世界，很快就如同“打酱油”一词的语义转换一样，成为了一种表达自己心情的方式，从而产生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流行。大家虽然对这个各有解读，但生活里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想要回来而又要不回来的，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正如魔兽世界中那些玩家盼不回的游戏以及账号上的钱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实在是荒诞可笑，只是大家没有任何办法。

再则，大家也没有更好的语言来描绘自己的心情，完整地写个帖子吧，那个门槛还是挺高的，而且有用没用另说，写过分了还会被删除。所以，在我们这里的网络世界中，就充斥着无数奇怪的意向式表达，从打酱油到围观、从虚构的神兽草泥马到看上去温情的“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个所指模糊但又清晰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无法表达中的表达形式。

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因此而想起《黑客帝国》这个电影？在同步发行的动画形式的DVD中讲了与“母体”有关的10个故事，好几个故事都讲到了在“母体”中生活的人是如何觉得不对劲，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的意思，他们总是通过某些特殊的机缘发现了真相，可是这个真相又无可言说。不能言说的痛苦是惊人的。

更多的人没有机会发现真相，但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对，比之无可言说来，语不成话没有那么痛苦，只是迷茫更甚罢了，以至于迷茫到需要“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作为口号的程度.

我是在凤凰网站看到这个贴子的，点击一看，除了几张被恶搞加上“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图片，竟然没有其他说明的文字，而且还上了凤凰网站的头条！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诡异了吧！今天看了散人的这个贴子我才突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前面三个字“贾--君--鹏”应该是代表某个相关的人，比如和姓名同姓同音的某个人，也可能是指三个相关的人。“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一句贬义的话，通常是比喻骂人的话，比如“去见马克思”之类暗喻骂人的话，所以这“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和“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去见马克思”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用词，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这发贴的人为什么针对“贾--君--鹏”呢？这“贾--君--鹏”又是谁呢？我只猜出其中两个人，第三个人是谁还在思索中，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看看“贾--君--鹏”到底是哪三个人？？？

想看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318783231---QQ：307827767。

 两个阿拉伯极端组织威胁杀死在中东工作的汉人，声称为报复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

　　这两个极端组织跟恐怖组织基地有联系，在网上发出警告，号召追随者杀死在中东地区工作的汉人，这些汉人主要在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聚居，强调不论在工作的地方或在住所把他们杀死，以行动告知北京把回教徒当作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

　　另外，一家英国反恐保安顾问公司报告指出，基地北非支部已锁定五万名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工人，以及在北非投资的中国公民。报告忠告，今次是基地首度响应新疆骚乱，不应该掉以轻心，北非支部三星期前伏击一支保护中国工程师的阿尔及利亚保安部队，造成24名当地人丧生。

土耳其部分人的反华情绪近日无障碍地得到释放，当地12日发生万人规模的反华大游行集会，集会现场成了世界上挥动“疆独”旗帜最密集的地方。集会者不顾事实偏执地指责中国政府进行“大屠杀”，这使他们在世界上显得很另类，也很孤立。据《环球时报》报道，当日不少西方媒体继续缓和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它们显然不得不面对不断披露的事实和真相。土耳其曾被西方指控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其打击国内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也饱受争议，但现在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却在“大突厥”幻梦之下忘记了自己的疮疤，对中国这个从不招惹土耳其的大国百般攻击。

　　消息传到中国，已经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从环球网上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中国网民感觉受到土耳其的羞辱，不少网民愤怒地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对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暗中支持他们的独立诉求，让土耳其付出沉重政治代价。

　　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组织反华大游行

　　据新华社报道，13日12时55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果断制止一起暴力事件，依法击毙两名犯罪嫌疑人和击伤一名犯罪嫌疑人。据报道，天山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街面巡逻时，发现有3名维吾尔族犯罪嫌疑人持长刀和棍棒追赶并砍伤一名维吾尔族民众，立即上前处置，遭嫌疑人持刀反抗。民警鸣枪示警无效，依法开枪。

　　此外，新疆伊宁市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以来，伊宁通过情报网络打掉两个暴力团伙，抓捕涉案人员70余名。

　　尽管有个别事件发生，但整体局势趋于稳定，是世界大多数媒体承认的事实。连前几天因立场偏颇而引起中国民众愤怒的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也说，“在安全部队的严密监控下，乌鲁木齐市居民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生活”。报道还称，一些乌鲁木齐市民对未来表示了乐观态度，认为乌鲁木齐市240万居民能够走出暴力事件的阴影。

　　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发生的大规模反华游行成为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头条新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2日发生规模最大的反对中国的游行，抗议者打出“疆独”旗帜和土耳其的国旗，高喊谴责中国“大屠杀”等口号，要求土耳其政府保护“我们的兄弟”。抗议者大多数是来自土耳其的一个伊斯兰政党，他们还要求抵制中国商品。

　　土耳其“世界公告”网站的报道称，这次游行是由土耳其幸福党及250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行的，参与集会的很多人都是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分子。幸福党主席在集会上公开叫嚣说，“新疆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宗教冲突，土耳其应该把驻北京的大使召回国”。还有集会组织者高喊抵制中国货，并要求对中国政府发出更强硬的声音。集会的人建议总理埃尔多安“在议会举行秘密会议，以商讨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

　　有土耳其媒体把反华游行的组织者称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实际上，幸福党也以极强的宗教背景著称，它是2001年7月由几名前美德党人建立的，而美德党正是由于挑战世俗政治而被解散的。

　　土耳其媒体上攻击和诋毁中国的言论仍有不少。门户网站“今日扎曼”13日在题为“世界正在注视着大屠杀”的文章里写道，世界对“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大屠杀保持沉默”，八国集团峰会或者联合国安理会都没有针对此事发表声明，没有一个大国想与中国对抗。

　　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更多对华激烈言论出现，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12日应约与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通电话，达乌特奥卢表示，土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在土耳其领土上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但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伊朗电视台等媒体在介绍12日游行的背景时都说，这次游行是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把发生在新疆的暴力描述为“种族屠杀”一天之后发生的。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史志钦教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土耳其的万人游行显然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指使的，“疆独”势力也参与其中，众所周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本身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他当选时曾引起西方的担忧。他对新疆事件的表态与其价值取向有关，同时也取悦了土国内部分保守势力。

　　极端分子在世界上是孤立的

　　在“疆独”分子的煽动下，日本、印尼等国也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但这些活动参与的人很少。据法新社13日报道，印尼有几十个人当天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并公开号召对中国进行“圣战”。 像这种极端的口号和行动在世界上显然是孤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教促进会副秘书长胡希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疆不存在汉族和维吾尔族的种族矛盾，也不存在伊斯兰教徒与其他非伊斯兰教徒的复杂纠葛，发生的事件是一小部分不希望中国繁荣强大的人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对中国政府和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挑战。胡希还说：“就暴力事件而言，不论以什么样的名目，不论是何种用心，都不能为任何政府所接受。在巴基斯坦也有人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各种恐怖暴力活动，我们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在捍卫穆斯林的尊严，我们认为这些人是在亵渎伊斯兰教，我们往往给这些人以反伊斯兰教和反穆斯林社会的标签，因为穆斯林社会需要和谐，需要稳定和繁荣。”

　　在新疆“7·5”事件发生后，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各主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相关消息。第一大报《复兴报》、第二大报《十月报》基本每天都刊登一篇关于新疆的最新跟踪文章，他们关于此次新疆事件的报道基本都是采用的中国官方媒体稿件，内容客观公正，立场中立。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利亚新闻从业人员表示，叙利亚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对中国所奉行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十分赞同，此次事件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叙利亚媒体并不会做过多评论，只是记录事实，向叙利亚人民介绍发生了什么。一名经常到中国做生意的叙利亚人表示，他相信“7·5”事件肯定是有幕后黑手的。一名虔诚的叙利亚穆斯林朋友对《环球时报》说，伊斯兰的原意就是和平宁静，暴力和冲突绝不应该受到鼓励。

　　“泛突厥主义”在作祟

　　有分析认为，土耳其之所以有极端势力拼命搅和新疆事件，是这部分人的“泛突厥主义”幻想在作祟。

　　土耳其历史上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来以“伊斯兰世界盟主”自居。19世纪末，一些保守派人物目睹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日渐衰微，感到十分失落，便提出了以突厥语言、文化和民族共性为纽带，以伊斯兰教为号召，建立一个“从安纳托利亚到天山的突厥家园‘图兰’”的主张，这种主张被称为“泛突厥主义”，表面上看，这种“泛突厥主义”并不强调土耳其的领土要求，甚至刻意声明“土耳其也仅仅是‘图兰’的平等一员”，但实际上“泛突厥主义”的核心，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力图将自己的影响力从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中亚腹地。

　　虽然土耳其政府始终声明要坚决反对任何力量在土耳其国土上进行危害中国的活动，而且土耳其近年与中国有正常的合作，但土耳其仍有一些势力（包括宗教势力和大突厥主义势力）在暗中同情、支持各派“东突”势力的活动。土耳其一直是“东突”各派组织活动的重要国家，这里既可以看到热比娅等亲欧美的“东突”组织，也可以隐约看到亲“基地”组织的“东伊运”的踪迹。热比娅13日就对土耳其极端势力搞出的大游行表示感谢。

　　新疆社科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说：苏联解体以后，土耳其显得相当兴奋，提出了大突厥梦想，联合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召开了好几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想当盟主，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但是，土耳其毕竟是个中等国家，国力有限，这些年来，中亚国家对土耳其的想法并不买账，因此土耳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动作。土耳其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影响力，中亚有不少土耳其商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有土耳其大饭店、土耳其大商场。

　　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浩说，土耳其一直面临分离主义危险，由于打击库尔德势力，对本国东部和东南部13个省长期进行紧急状态治理。对于新疆的问题，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有所谓保护突厥人的想法，对新疆事件频出干扰，并纵容国内出现的反华情绪蔓延，这对土耳其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说，全球反恐，需要同仇敌忾，土耳其是一个国力不强的中等国家，却对中国实施双重反恐标准，这是十分可笑的。众所周知，土耳其在国内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甚至不惜使东部大部分国土军事化,却对中国的正当做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其目的令人费解。土耳其曾经编织“大突厥”梦想，但这个梦始终没有实现，土耳其想借中国新疆事件妄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这种做法只会助长土耳其国内分裂势力的气焰，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甚至可能落得被国内分离势力肢解的下场。

这几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的政///府已经走不出中国大门了！除非政府拿着大量的钱去给人家，人家才会欢迎你。这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前我就说过，只要赵之阳的《改革历程  》一见光，全世界的人就会看清楚中///国政府的真///面///目，让中国政府苦苦捂//住的那件新衣瞬间消失，阳光下的裸体是那么的丑陋！

人民军队永远是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乌鲁木齐社会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前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坚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坚决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永远做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

　　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有着13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国家来说，稳定关乎大局，稳定压倒一切。共和国6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定是福，动乱是祸。只有稳定，才能建设，才能发展，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强国富民。反之，就会一盘散沙，就会造成破坏、灾难和倒退。维护社会稳定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负有重大责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军队都把维护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激烈，各种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所有这些，都对我军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要求。我军要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在这个党和各族人民需要我们的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坚决反对一切暴力犯罪活动，反对一切企图分裂国家的行径，毫不动摇地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果敢的维稳行动，坚决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赋予的使命任务。

　　永远做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就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的决策意图，深刻认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深刻认识这起事件背后隐藏的复杂政治背景，深刻认识暴力犯罪分子的反动本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同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坚持一切在大局下行动。要进一步增强执行纪律的自觉性，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要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加强内部团结，密切官兵关系，始终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要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巩固和发展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要教育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积极帮助各族人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以实际行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作贡献，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中国军方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相信老百姓都心中有数，在20年前的那个屠城晚上，是谁的手沾满了学生和老百姓的鲜血？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的军队是和政党没有一点关系的，哪个党上台，管理国家的政策是让老百姓满意的，军队就支持，如果这个党派管理国家的政策是充满着腐败和官僚，老百姓都痛恨的，军队就会和老百姓一起让他们下台，让更有能力，有好政策的党派来管理国家。这才是大中国走向强大唯一一条正常的路，其他的任何借口都是邪恶的谎言。

中国南部的地方官员被指控在2003至2005年强行将多名婴儿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福利院。媒体报道称，这些福利院将孩子提供给外国人收养。有关当局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政府声称，相关人员已经因所做的坏事而受到了处罚。这项调查结果于周四宣布，同一天，广州的《时代周报》刊登报道称，贵州省镇远县的两家人说，因无力交纳超生罚款，计生官员抱走了他们的女儿。

《时代周报》的报导说，这种做法当时在镇远很普遍。一位揭发者在网上发贴讲述了另一家人的故事，促使《时代周报》进行了这次采访。福利院有几十个孩子据称被外国人收养。另一家广州的报纸周三也刊登了类似的报导。

镇远县所属的黔东南州政府周四发表声明称，不回避、不姑息，查实一起，处理一起。

过去20年中，已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被美国父母收养。中国对收养人的条件做出了严格规定，而中国的涉外收养系统也被普遍认为非常透明、极少出现腐败现象。

镇远县公安局的一名官员说，公安局已经对公开的案件进行调查，即媒体报导的两桩和网上发布的一桩，得出的结论是，其中两个家庭是自愿弃养孩子，有一个是被计生官员诱导后交出了孩子。

这名公安人员说，地方政府、计生办以及福利院的官员已经受到惩处。他拒绝透露具体情况。

据《时代周报》报导，那两对夫妇被告知，如果他们交不起几万元（1万元约合1,500美元）的超生罚款，就只能将孩子送给人家收养。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说他同意将女儿送到福利院。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说，她一开始同意了，后来又恳求把女儿要回去，但遭到拒绝。《时代周报》报导说，她说官员们让她不用担心，孩子会被送到国外。

5月21日。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消赵之阳总书记的职务，邓小平是：“目前这个局势大家看到了，党和国家的确到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之阳固守已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党，政，军干部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们马上就看出了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出一条线来，表面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之阳的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承认由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早就解决的事情耽搁了”。也承认他和中共元老利用了学潮“也许坏事变成好事”，就是解决了赵之阳的问题，让他下台。

5月22日，李朋，杨上昆召开会议，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之阳的情况，李朋说：“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央机关，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决定的，实行戒严也是常委决议。”“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不行。”5月27日，杨上昆召开会议，向军方领导人通报了赵之阳的情况，他强调：“无论任何要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特别是军人，不执行任务，要以军法论处。”晚上，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钦定江总为总书记，常委有江总，李朋，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陈云说：“我们要尽快结束动乱，要尽量避免流血，稳定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温总，根据杨上昆的指示做出了安排，5月30日下午，江总在上海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求下午抵达北京，傍晚受到陈云，李先念的接见，31日上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陈云，先念都和你说了，你是临危受任，担子很重。你先来北京熟悉情况，到四中全会以后正式工作。第三代领导班子一定要取信于民，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和要求。”

中/共保/守派依靠掌着掌握军权，在北京实行戒/严，5月20日李朋签署戒/严令，动用早已从外地调来等候多天的军队，乘卡车，装甲车，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北京市区开机。这和“四二六社论”一样，进一步激发了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也激怒了北京市民，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奋不顾身的参加了89民运保卫战。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成百辆的公共汽车被当做路障，使交通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戒/严部队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外围学生和市民围堵军车进城，取得成功，鼓舞了天按门广场上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更多的民众去堵军车。5月22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北京戒严13天，解放军被民众和学生堵在城外，使中共元老们的戒严又一招失灵，黔骡技穷，图穷匕首见，只有拿出最后一招，屠杀学生和民众了。

在中共解决党内问题完成了一个权力无程序更替后，就迫不及待的去屠杀学生和民众了。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按门清场作出决定。6月2日夜间，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了，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他车辆，或穿便衣，或列对跑步，以各种方式从多路向天按门广场进发，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弹药，而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具。戒严部队在木樨地撞死三人，撞伤一人。3日，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永定门，宣武门，木樨地，朝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口，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地路口。拂晓前后，朝各庄12辆军车被挡，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破，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朝阳门的约五百战士被包围，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墩围住，六部口的军车被市民全部围困。

6月3日下午4点，杨上昆，李朋，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刘华清，迟浩田，杨白冰，赵南启，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亦兵，政委刘镇华来开会，会议由杨上昆主持。周亦兵说：“今天凌晨，戒/严部队奉命进入市区戒/严地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部队都受到了市民和学生的阻拦。”会议决定：1，3日晚9时起，戒/严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2，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时，抵达天按门广场，5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戒严部队一定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拖延时间。4，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拦，遇有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5，中央广播电视台，并在广场宣传戒严令。当晚，杨上昆，李朋，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启，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

1989年6月3日晚10点，解放军大量进入北京，真枪实弹镇压开始了，更多的民众不顾生命安危，冲上街头，阻挡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他们主要在通往天按门广场的各个主要路口地段，阻拦车辆作为路障。但这次军队没有停下来，有坦克，装甲车推开路障，一路开枪射向学生和市民，许多民众中弹倒下，没有中弹的人还在堵拦军车，并把中弹的人送到医院抢救，前仆后继，真是惊天地立鬼神的一夜，几千人在这次镇压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在阻止军队向前推进时，被解放军开枪打死的，死者中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只有少数人是普通学生。4日5点钟，戒/严部队突进天按门广场。

邓小平下令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血洗了北京城和天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主运动参加者被打死打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比慈僖太后镇压戍戍变法，比段祺瑞镇压爱国学生，比毛泽东镇压45天按门运动中更加残暴。这是善良的学生们和民众无论如何也下不到的，这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战胜了以赵之阳为代表的改革派。

在这次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夺取赵之阳权力的一派人，采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贯用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伎俩，这一手段的标志就是“四二六社论”。89民运表面看是赵之阳和邓小平的权力斗争，实质是中共元老和“太子党”们的“清君侧”，为了邓小平更换“太子”取代赵之阳的“太子”地位，完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又一次更替。这些即将进入坟墓的中共元老们，如果不让中共烈士的后代当接班人，死也不放心。

但是，这样以政//变的不合法的暴力的形式来夺取权力，被全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看得一清二楚，使中共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而赵之阳则在89民运中，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不惜牺牲自己，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共改革派上台的标志是1976年的北京政*变。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赵之阳等。中共改革派后来又分为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体制内改革派是指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胡耀邦，赵之阳等人之外，还有中共内部的知识分子。体制外改革派也称为民主派，他们明确主张实行多党制，反对中共一党专政。邓小平通过宫廷政*变后，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和民主派所说的政治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政治改革上的胡耀邦拔乱反正，取得成果的时候，由于中共保守派的反对而搁浅，邓小平又让赵之阳召开十三大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又由于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而搁浅。89民运的发生，标志着邓小平，胡耀邦，赵之阳的片面改革路线，即体制内改革的失败。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一部分分转变为民主派。

89民运并没有公开提出推翻中*共的口号。参加这次运动，甚至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共干部们，不愿意看到激烈的社会震荡。参加89民运的人们陷入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又极力把群众行动限制在合法范围内。客观事实表明，既要反对腐败，就不能同中共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尽管赵之阳是中共改革派，他的政治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他在民主派的推动下，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所中国富强起来。这既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也符合历史发展方向。赵之阳在推动中共的政治改革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展对话。特别在89民运中，他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不顾自己的权力地位，竭尽全力推进运动发展，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共历史上，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都标志着这一轮的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束和新一轮的权力斗争的的开始。中共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职，由赵之阳接替了他总书记的职务。邓小平希望赵之阳继续推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希望他在政治改革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以解决学生运动中提出的问题。

89民运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放纵运动，然后采取镇*压行动，把责任推给赵之阳，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打倒，成功完成一次非程序权力更替，赵之阳并没有坐以待毙，主动出击支持学运，企图象毛泽东一样，利用学生运动板倒邓小平和保守派选的接班人李朋。结果赵之阳被罢官软禁，比刘少奇把迫害致死体面多了。时代变迁了，邓小平不能象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中共保守派对中共十三大路线的否定，与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异曲同工。历史的外表形式是那么的相似，但内容已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

自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赵之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赵之阳的权力危机就开始了，因为总书记是党的职务，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不在手中的话，没有实权，他和胡耀邦都是给李朋等让位了。李朋担任也是“走后门”上来的，他在全国没有任何威望，李朋的上台标志着中共元老们在肉体消亡之前选自己放心的言听计从的接班人，李朋的身份和言行确实也代表着中共元老们的意见，所以，在赵之阳和李朋的矛盾中，邓小平选择的还是站在李朋一边。当时国内外民主人士对于这一点都看得很明白，而且中共党的会议文件，邓小平的讲话也透露出大量消息，显示出邓小平要搞非程序权力更替。

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保守派利用学潮赶下台之后，赵之阳就成为他们下一个打击目标。89民运时赵之阳当时站在学生这一边，但这并不妨老谋深算的保守派，利用学潮板倒赵之阳。其方法很简单，主要是把学生运动引入到政治决斗场的边缘，所事态恶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打击学运的同时，把赵之阳也板倒了。学生3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组织纠察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所示威严格控制在和平秩序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行为。这使对手很失望，因为他们无机可乘。既然无机可乘，故意恶化事态的对手，只有首先动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制造谣言了。《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就是造谣者发出的一把毒箭，它起到的扩大事态激化的作用有目共睹。赵之阳1996年回忆说“我与邓小平共事八年，分道扬鹿是在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开始的”

“四二六社论”激起在京大学生和各界人们的愤怒。4有27日北京高校几万名学生不顾四二六社论的威胁，奋起反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数以百万计的市民站出来，给以学生英雄般的欢迎。以后，游行示威扩大。赵之阳提出“用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了解”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也是十三大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可是中共保守派一直以学生组织非法，学生代表要求强硬为由，拒绝和学生对话，只是派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发言人，避重就轻地和官方学生代表应付了事地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做做样子给大家看，有意拖延时间，根本不想解决问题。5月18日，只管元老决定戒严，大批军队兵临城下，李朋见大局已定，才装模作样的接见了89民运的学生代表。但李朋还是按照邓小平的调子讲话，没有否定“四二六社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所学潮不断升级。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话转为对抗，这样也使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公开化了。

5月18日，中共八位元老，四位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决定戒严，赵之阳称病没有出席。在会上，邓小平，李先念，李朋，姚依林，陈云，杨上昆都对赵之阳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批评。

1989年5月21日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上昆，薄一波，王震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消赵之阳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且酝酿了新的总书记人选。赵之阳支持89民运的言行，确实让中共保守派抓住了把柄，达到了撤消赵之阳的目的，从5月22日起，停止了他的工作，同一天，杨上昆，李朋等人开会，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之阳的情况，5月27日晚，八老再次聚会邓小平家，邓小平说”比较来比较去，上海的江泽民同志的确是个总书记的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的人选上，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结果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这场围绕“四二六社论”争论不休的权力斗争终于结束了！

这几天，媒体上又迸出一条令人皱眉的消息，凤凰周刊披露陈良宇在秦城监狱关押情况:20平方米大套间，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洗衣机。陈每天伙食标准近200元，一日四餐（包括晚9:30宵夜）。他可以看报纸和电视，还可以读书写作，也会写些材料。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身穿西装,不打领带。

读罢这一消息，不知诸君有何感想，也许有人惊诧，有人气愤，亦或有人漠然，有人叹息。作为近年来落马的国内头号贪官，陈良宇入狱后的生活仍然是“贵族待遇”。不知是中央的批准，还是法律的特赦？！不知是狱长的疏忽，还是看守的包庇？！不管怎样，对陈良宇这样的“最惠待遇”，是否恰当，公众自有评论，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评判。

笔者愚钝，对中国的法律研究不深，参悟不透，对中国的政治知之甚少，捉摸不透。但总认为有关方面对陈良宇这样的特殊安排不应该，不恰当，甚至感觉不合理，不公平，不合法。

在我们前面的几千年里，一直有这样的永恒定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惯例恐怕时至今日，仍不过时。陈良宇无论生长在古代，还是当今，（未犯罪之前）他的身份，充其量是一个小王，或是朝中的二品以上大员，也算是个很大的官僚。他原来的身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但如果他犯罪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都应“格杀勿论”，怎么还让他过上如此逍遥自在的桃源生活呢？这样的安排只能是这样一个结论:贪官赞成，百姓反对。给当朝的当政的官员提供了一个样板:原来腐败了，贪污了，挪用了，受贿了，嫖娼了到最后不过是这样的下场，不算亏，划得来，势必造成众多的心怀不轨、蠢蠢欲动的官员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相反的，对普通的老百姓犯法了，他们的牢狱生活恐怕不是这样的滋润。老百姓犯法判刑，习惯的称之为劳改。普通罪犯除了学习就是劳改，除了劳改就是学习，每天每月重复着同样的节奏，绝对不可能象陈良宇这样过着疗养院、干休所的生活。

这显然是王子犯法与庶民不能同罪。长此以往，贪官的队伍将越来越庞大，百姓的苦难和怨恨将越来越重。将使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我党的威信日渐削弱，反腐的难度越来越大。

呼吁中央和地方予以高度重视，对待腐败群起而攻之，对待罪犯绝不心慈手软，对待一切恶势力绝不姑息养奸，特别是对待犯人，还是那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网络过滤软件”会对大面积的黄色区域的图片敏感，对大块黄色块的图片也会有误判。如果是黑色、红色肤色的裸体图像，程序未能识别。测试包含机器猫（蓝白色）、Kitty猫（红白色）和加菲猫（黄色）相近姿势图片的网页，“机器猫”和“Kitty猫”均能顺利过关，有部分包含“加菲猫”图片的网页被判断为不良网站，被程序过滤。
“本产品可以过滤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但不保证不良信息能完全被过滤，也不保证被过滤的信息完全是不良信息。”
“我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广州网民陈先生说他知道电脑以后必带“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时的感受。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后说，软件不监控网民，不强制安装。
据门户网站新浪的调查，80%多的投票者表示不考虑使用该软件。他们和陈先生一样，担心网上行为被“偷窥”，隐私领域被侵犯。
此次由政府出面强制性地要求全社会使用一个软件，极为罕见，因而加重了大众和舆论的“联想”。据测试过“绿坝－花季护航”的业内人士称，该软件其实并不是那么“凶悍”，反而是此项政策的实施过程，有可完善、使之更严谨之处。

黑人图片怎么办？
此事件，使两个原本名声不大的公司一下浮出水面——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有限公司，他们是该软件的联合开发者，前者主要负责图像过滤，后者主要负责文字过滤。
工信部的通知曝光后，两个公司迅速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6月9日晚间，有网民发现金惠公司网站的一些网址，点击它们可以直接看到色情图片。到6月10日，再点击时已经打不开。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些图片应是金慧公司用以检验过滤识别效果的素材，本应是内部管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居然可以直接访问。
早在今年4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工信部、国新办就联合发文，要求全国中小学所有联网电脑必须安装“绿坝-花季护航”，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安徽省教育厅转发的文件中表明，根据“四部门”的要求，各中小学务必确保于2009年5月底之前完成安装。另一方面，方正、海尔等国内品牌也向本报确认，根据工信部要求，家电下乡中标的电脑，已经全部预装了“绿坝-花季护航”。以此预估，很快，“绿坝-花季护航”将成为中国装机量最大的正版软件。
据有关测试，该软件为可装可卸。
根据金惠公司的“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产品招标”“响应书”，其对色情图像的辨识主要通过对肤色区域进行辨识，看是不是足够“暴露”，然后根据肤色区域的形状，判定是否为色情图片。同时，再加上“人脸识别判定”进行修正。
对此，该业内人士分析道，“最大最明显的漏洞是，黑人色情图片怎么办？”经测试，该软件对黑色及红色人种的色情图片的识别效果确实不佳。
而另一方面，绿坝软件的客服证实，该软件采用隐藏的后台进程。用户开机后并不知道是否启用。因此会发生尽管没有调用程序主界面，依然会在运行时突然关闭运行程序的窗口（比如word）。
而此隐藏的后台进程分裂为三个互相保护。该软件的客服在其官方网站的技术支持论坛上表示：“采用程序管理器强行关闭进程并不能终止绿坝－花季护航的运行，这次关闭之后，重新打开程序管理器，还可以再次看到程序进程。”业界称之为“伪关闭”技术。
“这样一款小公司开发的软件会不会存在安全漏洞，一旦被黑客发现，则所有安装绿坝的电脑都成为黑客的‘肉鸡’，如果其安装量大的话，完全有可能重演‘暴风影音断网’的事件。”一份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绿坝-花季护航测试报告”分析说。
谁来负责
“本产品可以过滤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但不保证能（注：原文如此，此处“能”为多余）不良信息能完全被过滤，也不保证被过滤的信息完全是不良信息。”绿坝－花季护航在“最终用户协议”中的条款里这样写道，同时还有，“按本《协议》不对因使用本软件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纠纷承担任何连带或赔偿责任。”
这被网民称作绿坝－花季护航的“免责条款”。如果仅仅是一款商业软件，人们或许不会在意，然而现在它将成为7月1日之后中国境内销售的所有计算机的必带软件，成为由国家权力“背书”的一款软件，接下来必然会面临造成损失谁来承担的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称，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是悄悄在后台运行的，如果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在word等软件下输入文档，绿坝-花季护航有可能会将一些语句误判为“不良信息”，随即会毫无提示，自动关闭，给用户造成损失。或者是通过网页写邮件的时候，被软件误判而导致发不出去。
这个文档或者邮件如果涉及重要商务活动，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时谁来负责？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最初是针对青少年的，相对来说涉及的经济损失会较少。现在由国家“背书”成为全社会强制应用的软件，会对包括商业用户在内的亿万用户日常操作有深刻影响的软件，这个过程中，政策的推行者应该有更周密的考量、更严谨的规范才是。
另一方面是，政策规定7月1日后“所有计算机”都要预装该软件，但记者询问客服后证实，目前“绿坝－花季护航”只支持Windows系统，还无法支持苹果、Linux等其他操作系统。那么7月1日后其他系统的计算机怎么办？这也对政策的严谨性提出了挑战。
远程告知？
实际上，2006年2月，原信息产业部提出的“阳光绿色网络工程”中，就明确提出要制定《基于PC终端的互联网内容过滤软件技术要求》和《基于PC终端的互联网内容过滤软件测试方法》（以下简称 “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当年8月，两标准分别完成制定。而此次国家采购的两款软件，就是依照这两个标准进行的验收。
根据工信部网站公布的“技术要求”，符合国家标准的“基于PC终端的互联网内容过滤软件”，必须具备“远程告知”功能和“远程控制”功能，远程告知功能要求，访问符合设定过滤条件的网址或内容时，自动形成告警并通过邮件或短信形式告知管理员。而远程控制功能则要求可远程察看日志或者远程修改过滤软件的过滤设置等。
截至发稿时为止，记者未能联系上负责此次评审的机构，无法得知此两款软件是否完全满足国家技术标准。

这邓小平不但掠夺了赵紫阳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政绩，还把他拉下台软禁起来，然后大唱自己才是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招太缺德了！这李*鹏89年在天安门面前被画成为一只王八，现在看来，真的要佩服当年那些大学生的眼光看人是真的很准！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四年前去世时，中国唯一的报道，是新华社发布的两行字新闻稿。

当时中国高层担心，这位因1989年反对武力镇压示威者而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去世，将会重启有关天安门事件中杀人的辩论。

不过，赵紫阳的声音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适逢天安门镇压20周年前夕，赵紫阳的秘密回忆录于5月份出版。该回忆录根据赵紫阳口述的20盒录音带整理成书，由其生前友好设法将这些录音带偷带出中国。

《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一书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第一手回忆，该书指出，1989年5月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是非法的，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是一场“悲剧”。

该书还让读者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一步有所了解，提出赵紫阳本人才是中国许多经济改革的真正发起者，而邓小平是一党专政的坚定支持者。

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了16年，只是偶尔在北京出门去打一场高尔夫。但在2000年，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秘密录制在京剧盒带上。

协助策划该回忆录出版的赵紫阳前助手鲍彤表示：“先出一个英文版，让（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认可，认为是真实的，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禁止或扼杀这本书，从而否认其可信度或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

中国官方竭力遏制有关天安门抗议事件的讨论，随着6月4日周年纪念日临近，已经开始压制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

赵紫阳认为，当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抗议者中，很少有人是反党的，而且许多人是在正当地提出意见。然而，领导层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总理李鹏，采取了更为对立的手段，并挑动邓小平采取强硬立场，从而使学生的态度也转向极端。

当时，赵紫阳请求与邓小平单独会面。5月17日，赵紫阳抵达邓小平的住处时，发现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员也在那里。在是否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问题上，赵紫阳没能说服其他领导人。就这次会议，赵紫阳的说法与外界不同。赵紫阳指出，鉴于当时并没有就实行戒严的问题投票表决，因此戒严决定是非法的。

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材料是最为政治敏感的，但历史学家也会对赵紫阳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描述感兴趣。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到，面对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支持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赵紫阳指出，许多改革的主意是他本人提出的。赵紫阳表示，是他在80年代初推动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制，也正是他说服邓小平支持创建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引发了中国出口制造业的繁荣发展。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以朴实无华、毫不自我夸耀的文字，回顾自己的领导生涯，从文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应该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此书前言中写道。“概念上的突破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

该书在政治层面上，对邓小平作出了尖锐抨击；而邓小平在讲话中，好像往往对改革理念颇感兴趣。赵紫阳称，邓小平信奉党管理下的专政，当邓小平谈论民主的时候，“那些只是空话。”

《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一书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第一手回忆，该书指出，1989年5月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是非法的，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是一场“悲剧”。

该书还让读者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进一步有所了解，提出赵紫阳本人才是中国许多经济改革的真正发起者，而邓小平是一党专政的坚定支持者。

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了16年，只是偶尔在北京出门去打一场高尔夫。但在2000年，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秘密录制在京剧盒带上。

协助策划该回忆录出版的赵紫阳前助手鲍彤表示：“先出一个英文版，让（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认可，认为是真实的，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禁止或扼杀这本书，从而否认其可信度或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

中国官方竭力遏制有关天安门抗议事件的讨论，随着6月4日周年纪念日临近，已经开始压制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

赵紫阳认为，当年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抗议者中，很少有人是反党的，而且许多人是在正当地提出意见。然而，领导层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总理李鹏，采取了更为对立的手段，并挑动邓小平采取强硬立场，从而使学生的态度也转向极端。

当时，赵紫阳请求与邓小平单独会面。5月17日，赵紫阳抵达邓小平的住处时，发现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员也在那里。在是否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问题上，赵紫阳没能说服其他领导人。就这次会议，赵紫阳的说法与外界不同。赵紫阳指出，鉴于当时并没有就实行戒严的问题投票表决，因此戒严决定是非法的。

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材料是最为政治敏感的，但历史学家也会对赵紫阳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描述感兴趣。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到，面对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支持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赵紫阳指出，许多改革的主意是他本人提出的。赵紫阳表示，是他在80年代初推动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制，也正是他说服邓小平支持创建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引发了中国出口制造业的繁荣发展。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以朴实无华、毫不自我夸耀的文字，回顾自己的领导生涯，从文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应该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此书前言中写道。“概念上的突破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

该书在政治层面上，对邓小平作出了尖锐抨击；而邓小平在讲话中，好像往往对改革理念颇感兴趣。赵紫阳称，邓小平信奉党管理下的专政，当邓小平谈论民主的时候，“那些只是空话。”

该书表明，在政治上，赵紫阳本人是倾向于赞同民主改革的。赵紫阳否认自己在台上时就是多党制民主政体的支持者，但表示他逐渐相信，只有建立了更广泛的问责制度、组织自由以及更加独立的司法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能奏效。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展示了最大的生命力，”他表示。“如果我们不向这个目标努力，就不可能解决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正常状况。”

赵紫阳回忆录摘录：

关于天安门事件：

“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都不当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经济改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在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给改革者戴了很多帽子，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

关于邓小平的政治见解：

“在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中，邓小平总是强调专政手段。他常常提醒人们认识到专政手段的作用……邓小平不仅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应受到挑战，他还推崇权力的高度集中，相信应当保留这种集权。”

关于政治改革：

“如果一个政党的权力没有制衡，那么它的官员就很容易变得腐败。”

摘自：《国家囚徒：赵紫阳秘密回忆录》(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出版社：Simon & Schuster)

赵紫阳：一位推动变革的改革者

1989年4月，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时，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赞成与学生谈判，但他在5月17日一次会议上与保守派的权力斗争中失利，该会议决定在北京实行戒严。

随后，赵紫阳被革职，一直遭到软禁，直至他在2005年去世。除了在文革中短期遭到拘禁，后来被迫在一家工厂工作外，赵紫阳的政治生涯中多数时间是担任党的省级官员，包括先后主管广东省和四川省。

赵紫阳在四川省开创农村改革先河后，邓小平调他到北京工作。1980年，赵紫阳出任中国总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1987年，他升任党的最高职位。